癌症是可以征服的

癌症究竟可知不可知?可治不可治?这是当前在对待癌症问题上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焦点。国外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报刊大肆宣扬癌症的病因是不可知的,患了癌症是不可治的。美国一家报纸断言:“今天的二亿人口中,将有五千万人患癌症,三千四百万人因此而死。”在苏修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广泛流行着“恐癌症”。他们把癌症说得玄而又玄,彷佛癌症是被上帝派遣到大地上来毁灭人类的死亡之神。事实究竟怎样呢?应当认真分析。从表面上看,近年来癌症死亡率占人类因疾病而死亡的比例,相对地说是上升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癌症是突然泛滥起来而又无法对付的呢?不。癌症并非最近才有。在我国、埃及和希腊的古籍中,都有关于癌症的记载。但那时候,还有许多对人类危害更为严重的疾病存在,于是癌症对人类的威胁就暂时地被掩盖下去了。从解放以来北京、上海等地的统计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初期,居民死亡率中最高的是急性传染病和结核病。后来,这些原来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很快地被消灭或有效地控制住了。这样,六十年代后,癌症才上升到前列,成了常见病、多发病。在世界范围内,癌症死亡率也大体是从这时候才名列前茅的。癌症的危害突出了,这对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来说不单单是坏事,也是好事。人类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总是有些疾病从危害严重到不严重,而另一些疾病则因为别的危害严重的疾病少了,就显得严重起来。这正好说明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对疾病的认识和斗争深入了。十九世纪前,天花曾是流行甚广、死亡率很高的“不治之症”。有人形容当时的欧洲就好象一个天花病的大病院,每年至少要夺去一百五十万人的生命,谈虎色变,闻病心惊,天花在那时竟成了“死亡之神”的别名,远远要比现在癌症对人类的危害严重得多。然而,物极必反。某种疾病严重危害人类之日,就是它开始被人类征服之时。天花的猖獗流行,矛盾的激化,推动了矛盾的解决。这样,既动员了人们去对付它,又为人类认识和战胜天花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国宋代已知道用接种人痘的方法预防天花,十八世纪传入欧洲,十八世纪末叶又发明了牛痘接种法。从此,猖獗一时的天花逐步得以控制,终于被人类征服了。一灾刚平,一灾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肺结核病的危害又尖锐起来,占不少国家或地区居民因病死亡率的首位。后来,在同肺结核病的反复斗争中,人们发明了卡介苗和链霉素等药物,使肺结核病从“不治之症”转化为易治之症。“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也是医学发展的辩证规律。有矛必有盾,一物胜一物。有天花必有牛痘,有.肺结核必有卡介苗、链霉素。昨天的天花、霍乱、鼠疫、肺结核等猖獗一时的疾病都能一个个地被战胜,今天,癌症也一定能够被征服!有人说,“连癌症的病因都不知道,怎么谈得上什么战胜呢?”不对。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况且,今天人们对癌症病因,并非毫无所知。人类在同癌作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对癌症病因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入,已经发现了不少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各种致癌因素,并且初步揭示出了癌变过程的某些内在特性,为进行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当然,癌症是一类病,不是一种病,其病因比天花、肺结核等疾病要复杂一些。同一原因可能引起不同.癌症;同一癌症又可能由于不同原因所致。这种情况确实给认识癌症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决不能由此就形而上学地断言癌症病因不可知。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在人们变革现实的实践中,“自在之物”总是会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一定要先把病因弄得清清楚楚了才能着手治病吗?不是!天花就是先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预防的办法,然后才找到天花病毒的。知病必先治病,在治病中知病,这是普遍规律。搞清病因确实很重要。但是,癌症的病因只能在防治癌症的实践活动中寻找。离开医疗实践,离开同疾病的斗争,病因从何而知?“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能治中求知,以治促知。如要先知后治,不知就不治,那就是舍本逐末,颠倒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必然会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滑到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泥坑中去,成为望“洋”兴叹、向癌而泣的懦夫做汉。现在不是有这种人吗?他们对临床治疗和普查普治不感兴趣,对广大群众的发明创造和祖国医学的丰富遗产不理不睬,蹲在高楼深院,一头栽进纯病因的研究中去。他们弃治寻知,置病人而不顾,毕恭毕敬地在洋文献划定的圈子里打转转。对洋文献里的话,尽管并不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却偏要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洋文献宣传的.一些方法,尽管有的已为实践证明并不那么灵,却偏要当作法宝抱住不放,连别人碰它一下都要火冒三丈。这种贾桂思想不打掉,必然会象他们自己所哀叹的那样,何年何月才能找到病因?因此,怎么对待癌症,这不只是个业务问题,首先是个路线问题。是为追名逐利呢,还是为人民造福?是依靠少数专家权威呢,还是依靠工农兵群众?是从书本上找呢,还是从实践中找?每前进一步,都存在着激烈斗争。宫颈癌、乳房癌、肺癌、绒癌等癌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治愈率都很低。可是现在呢?由于广大革命医务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坚持实行中西医相结合,深入工厂、农村,和工农群众一起,开展普查普治,已经研制出了一批效果较好的治癌药物和器械,治愈率大幅度提高,并且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使许多洋文献判定无法治疗的癌症病人重新意气风发地战斗在革命生产岗位上,尤为令人兴奋的是,曾经被某些人视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和小小的银针,不但已在治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为我们认识癌症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课题。比如,临床实践的事实不断证明:癌细胞和正常细胞都会发生转化,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癌细胞能损害机体,机体内也有抗癌因素,充分调动人体内的抗癌因素,就有利于制服癌肿;同一部位的癌肿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并表现出不同的症状,不同部位的癌肿又可能出于同一原因并表现出类似症状;单纯地使用某一种手段,机械地“大砍大杀”,比各种方法有机地相互配合,根据整体观念进行治疗,效果要差得多。这一切,都是传统的某些医学理论说不清楚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某些关于癌症的传统理论是不是需要重新认识?看来是有必要的。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批判地对待传统医学观念,把我们的认识和治疗水平不断地推向前进。可治了,有些人不信。他们硬要说“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他不信,那就由他去吧。但是这话从反面提醒我们:在攻克癌症的斗争中,必须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批判对待祖国医学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不破不立。在批判斗争中前进,这是攻克癌症必须抓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医疗卫生战线上必须抓好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社会分裂为对抗的阶级以来,疾病问题就不单单是生理病理现象,而且是社会现象。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主义生存的条件。”(《资本论》)剥削制度总是寄生在人民的疾苦之上的。今天,在那些号称科学技术发达、医疗水平高超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要说许多癌病患者得不到治疗,普查普治工作根本开展不起来。就是那些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比癌症更加严重、治疗却十分容易的常见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这难道是由于什么不可治吗?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引起成千上万人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彻底摧毁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癌症怎么能治愈呢?他们嘴上讲什么不可知、不可治,骨子里是要用“不可知”、“不可治”的所谓“癌症恐怖”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本质,用“癌症危机”来转移革命人民斗争的视线。“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癌症恐怖论终将连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被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癌症这个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可恶瘟神,也必将被人类扫地出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攻克癌症的最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武器,努力坚持中西医结合,认真进行医疗实践和科学实验,注意总结广大群众的创造发明,充分发挥“一把草,一根针”的威力,敢于战斗,善于战斗,就一定能较快地闯出攻克癌症的新路,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转载《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